半岛BOB医学史从哪里来

　　半岛BOB研究医学与健康史的学者们的工作，折射出探索、思考和写作的可观成绩。但现在的医学史学科向外扩展的速度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这一领域日新月异的景象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学者和一般的读者都觉得医学与健康的陈年往事特别地激动人心。

　　多数的专门史领域，例如外交史，一开始都只是一般历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它逐渐精细化，终至分裂而独立。医学史的演变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医学史最初是一块遗世独立的狭小的园圃，完全由医生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灌溉栽培着。只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后期，这个题目才吸引了其他类型的历史学家的兴趣，这些人把这个专门化的题材携入了更加宽广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他们也把社会史的方方面面都引进了医学史研究，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今天经常要把它叫作“医学与健康的历史”。

　　看看近年来与历史学形形的分支进行的这些交流，就可以明白本来就很有趣的一个题目怎么会变得愈加迷人。这种交流也解释了下面的每一章为什么要像现在这样收尾：医学史把我们引向出人意表的前路，它们中的许多条将会通往何处，我们今天还无法预知。

　　关于医疗经验和医疗实践的发展，最早的历史记载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对于以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0）和盖仑（Galen，公元129—216？）为首的历代医学经典大师的教诲，执笔写作的医生们很愿意进行描述和讨论。第二个明显的方面是，这样写成的历史，其目的在于传授那些千百年前成书的典籍里的观点，而且是把它们当作时下通行的、有用的医学知识来传授。所以说，医学史在它发端的时候只不过是展示永恒真理的一件工具，每个时代的医学实践和医疗行业就安放在这永恒真理的基座上面。

　　记述了医学思想和医学思想家的这种最早的编年史，它的训诲目的从17世纪初开始（具有象征意义的奠基作品是勒克莱尔［Daniel LeClerc］的《医学史》［The History of Physick, 1696］），一直持续到19世纪前期。实事求是地说，过去各个时代有关疗法和病症的史料时至今日仍然能帮助医学教师向学生们解释许多知识和实践的内容及其重要意义。例如“安慰剂”，连很多外行人也知道这个传统的术语。

　　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医学史除了增补和阐释医学经典，更焕发出新的生命。启蒙时期的医史学家一开始采纳的是普遍的进步观点。于是医学史便成为连本的故事，里面讲的是一种理念进步到下一种理念，而且据说一种比一种更高明。比如威廉斯（W. H. Williams）早在1804年就写下了《简论医学的进步》（A Concise Treatise on the Progress of Medicine）一书。像这样的书里叙述的主要是理念，每一种理念又和一位作者联系在一起（如在1628年出版其名作的哈维［William Harvey］，他背离盖仑的经典，描述了或者说“发现”了血液的循环）。

　　然后到了19世纪中期和末期，科学的威望节节增长，与此相伴的是观察和试验所采取的那种钉是钉、铆是铆的眼光，医学史也遵从了科学定下的规矩。达朗贝里（Charles Daremberg）索性把他1870年出版的一部经典之作题为《医学科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edical Science）。这样，撰写医学史的医生们从四个方面重新安排了他们的题材。首先，他们从这时起开始强调，所谓进步不仅意味着接纳新知识，也意味着摒弃陈说。其次，医学史家的目光专注在医学的发现，使得伟大的发明者们被抬得很高。第三个方面是医生们知识的不断完善和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使得医学可以被描述成西方历史上时时处处对文明贡献良多的一大因素。第四个方面，通过强调医学活动的贡献与重要性，在医生与不靠医学手段施治的人以及与假冒为医的人展开争夺战的时候，医学史家可以运用手中的记载，充当医生的后盾半岛BOB，而另两种人往往代表着历史上的“谬误”。比如说，中世纪医生们常常写到的那些冒牌货，他们治病的效力既不可能在临床也不可能在实验室的检验中得到证实。这样一来，尽管医学史到这时还牢牢掌握在医生的手里，但它已经不仅能够服务于业内的教学目的和职业目的，还能够在公共事务领域和政治领域（尤其在绝大部分文章的出产地——德国）派上一定程度的用场了。

　　20世纪刚刚开始的年代，医学史东一处西一处地（又是在德国为多）变成了医学院校课程的一个部分。莱比锡的祖德霍夫（Karl Sudhoff）创办了本领域一份主要的专业刊物，今日通称为《祖德霍夫档案》（Sudhoffs Archiv），至今仍在出版。各国成立了一些兴趣团体，国际的医学史学会也早在1920—1921年间便产生了。

　　当一个专业领域建制化的这些标准变成现实的时候，医学史的主要题材演变出一种经典的外观，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对某些历史学家来说，其后的时间亦然）它始终充任这一学科领域的核心。医学史的内容不外乎：伟大的医生们做出新发现，知识增长了。并且这种知识被人理解为西方文明中高等文化的组成部分。一代又一代人过去，历史书写者的研究质量在提高，然而基本的叙事一仍旧贯。即使在1944—1945年那样的黑暗年月里半岛BOB，仍然可以在一年间统计到3000篇以上“有关医学史的”新文章。这些文章大体上出自医生之手，他们并非有才能的历史学家，笔下常常是规行矩步地复述公认的故事，或者进一步开掘它们。但是从大量的写作者中浮现了精英的职业群体，他们把医学史变成了一个虽狭隘如故，却已经有很高质量的专门领域。

　　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这种“伟大的医生们做出新发现”的叙事帮助了高高在上的医学行业屏蔽社会的批评。因此大约从1960年开始，即使在医学史中也有一些意见不同的思想家开始运用历史向医师的权威发起攻击。此外，作为医师权威化身的医疗机构，例如医院，变成了持批评态度的改良主义作家的现成靶子。一些人甚至提出半岛BOB，一向被视为医学进步的事物或许产生过不良的副作用或包含着反社会的缺陷。另外，在大西洋两岸（和其他地方），有关“伦理”和“社会化的医学”的争论给医生和他们批评者的文章都加进了些刺耳的音符。

　　这时医学史领域的学者开始探究自19世纪末期起已经越来越明显的一个因素：医学中发生的事情影响果然深远，无论是从社会政策、从经济还是从深受医疗保健影响的个人生活来说。当时在包括医学界改革者在内的许多热心公益的人眼里，最紧迫的事情是关注那些得不到医疗照顾的人们。

　　不过，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尤其是到30年代，有了另外一群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医学史。他们是训练有素的社会史家。最初只有一小批人进入医学史的领域，然后学者的数量迅速增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尤为兴盛。20世纪早期写出医学史精品的那些医生们都是聪明人。他们立即认识到，可以从职业历史学家那里学到有关高标准史学研究与写作的很多东西，并且把这认识付诸实行。但是他们的努力仅仅加深了医学史改头换面的程度，因为是获得哲学博士的历史学家、而不是获得医学博士的人们蜂拥进入了这个领域。处在思想背景总体变迁影响之下的这两个群体的工作成果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内容。

　　第一批研究医学史的社会史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美国兴起的所谓新史学运动的成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若干对普通人的历史感兴趣的英国历史学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欧洲大陆也有类似的群体加入进来，他们也是为普通人书写历史的人，并且对往日社会结构的变迁多所叩问。尽管这些史学家经常以抨击时弊的口气写作，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半岛BOB，那就是拓展医学史研究者史料来源的种类，增加分析研究中出现的人物类型。至于那些从一般社会史起步的人，医学史则为他们提供了探索形形深奥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理论的一块异常肥沃的园地——特别是，我们如何才能对昔日普通人的行动和文化有所了解？了解的程度如何？

　　社会史家的价值尤其体现在，他们唤起我们注意那些治疗活动在其中蓬勃开展的社会制度/机构的历史，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唤起我们对医患关系予以关注。正如劳伦斯（Christopher Lawrence）（简洁地）和许多其他学者（长篇大论地）评论过的那样，在过去称为“自下而上的历史”（相对于仅涉及精英医学思想家和医学领袖的叙事而言）的研究中，社会史家通过把关注放在患者一方，为医学史引入了很多新的维度。这些史学家们甚至指出人们看病时经常选择本身并非医师的治疗者。社会史家还给这个领域增添了趣味。就像历史学家莱恩（Joan Lane）观察到的：“医学的社会史……无论按照什么标准来说都是与世上每一个人有关的历史。既然我们都要经历出生、疾病、衰老和死亡，那么我们早晚都会做一名患者，会在医学的某些分支下接受照料，如同我们绝大多数的祖先一样。”

　　即使是通常由医生们撰写的技术性的医学史也受到新的发问方式和新时代的影响。人们关于健康和病痛的观念是怎样变化的？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大部分晚近的历史可以向另一群专门史家——技术史家——那里去借鉴。我们也可以像19世纪的作家讲述航海传奇或者20世纪的作家制造科幻作品那样，只谈论技术的终端产品：一个人完全可以听懂故事，而无须理解仪器的工作原理。

　　若我们在21世纪开始时回望医学史发展到今天这种繁荣境地所经过的道路，会愈来愈清晰地见到一个居高临下的主题涵盖了这个研究领域多种多样的变迁和对峙。所有的作者，无论他们是技术史的还是思想史的，或是沿用某种社会文化史的取径，无不关注着医学化和去医学化的各种势力。

　　据一些作者的说法，医学化就是医疗体制使用采自治疗世界的概念对人群施加一定模式的社会控制。如同历史记载表明的那样，任何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里，治疗者——临床医生——都努力增进他们的效用，扩大顾客群和社会影响。他们尽量使他们的专业知识在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圈子之外获得承认。同时在每一个社会里，又有许多人竭力保卫着他们自身或他们的社会领地免受治疗者的影响，不被医学化。这些对立者行事的思路完全在医学领域之外。假如有人——无论是自己还是亲友——患了病，他们希望为病人祈祷。或者他们希望使用传统认可的民间药方，而不是新开发的疫苗免疫接种。或者他们会把某些人的古怪状况定义成道德问题半岛BOB、社会问题或万物有灵论的问题，而不是定义为疾病的进程。

　　医学化一般并不是文明中间一个刻意为之的计划。有时它已存在了很长时间，就像在中国，饮食从上古时起就已经高度医学化了。食物都服从医疗保健的目标。每个季节都有它容易诱发病痛（如感冒）的和能够增进健康的食品，比如某种动物的肉能使人在冬天变强壮。直到今天还有一道菜肴的名字叫作“药材鸡”。

　　历史学家注意最多的是医学思想塑造生活面貌的程度发生了什么变化。确实，医学化这一社会进程在社会张力加剧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显著。而且这一进程有着多种形态。仅仅通过认识和命名一种新疾病，例如猩红热或军团病，临床学家和生物医学家就可以把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医学化，把表象和主观感受送进了一个有确定名称的医学范畴。语言本身可以揭示出一种病能以多少种方式迁入或者迁出医学的地盘。曾几何时，公认漂亮的人多半是胖乎乎的或者个子敦实的那种。但后来同样的人就成了“体重超标”，弄不好还会被人担心生了病。个人的生活方式既可以被看作“健康风险”（医学化）；又可以用来反叛式地表现我行我素（去医学化）。20世纪后期，将性问题从医学的辖区移出去放进道德的辖区，是去医学化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形式。

　　近年来，不是健康而是清洁变成了社会标准和经济利益的产物。肥皂的生产厂家和市场营销人员因此不知不觉地把一句健康格言——“干干净净不生病”——去医学化了。不过，既讽刺又耐人寻味的是，洗涤用品的广告商套用了医学论据和医学隐喻来诱人购买他们的产品——比如说，甚至发明了一种家常新病：口臭。

　　将人们的这种那种问题予以医学化，压力和动力至少在一些时期里来自像上面的广告商那样的治疗者行列之外的人。其实正如罗伯特·奈（Robert Nye）以及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所有人都热衷于接受医学的思维。从近代早期开始，热心人士借助医学途径破除了许多现象的神秘色彩。最著名的实例或许就是16世纪晚期的外尔（Johann Weyer）医生和其他人以自然主义的立场把女巫解释为精神疾病。当时及以后的很多人发现就身体问题而言，医学思想家提供的解释比起从传统或者迷信出发的解释要强得多。

　　医学化进程经常远不止是团体力量或个人的选择。各个欧洲化社会的历史上，富于创造力的写作者们很早就采用了医学的隐喻。制度可以患病。改革家可以像医生一样治疗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可以说某个人是脖子上的疔或者其他什么解剖部位上的疔。所以说一个人可以看看自己生活世界的构造，看看它包含了多少直接间接通过医学了解的东西。其实他们大可以再衡量一下有多少钱（相对于其他事情）花费在医疗保健上面，从而想到这个经济体的医学化是过度还是不足。应该怎样看待在迈入21世纪时把国民收入的14%花费在医疗保健上的美国人呢？

　　公共卫生的问题——特别是污染的影响及其控制——很快从医生和生物医学家的手中转到了政治家和公民团体的手里，转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使问题去医学化的一些术语。各种偏离正轨的行为随着时间推移，匆匆忙忙地从教士手中转到律师手中再转到医生手中又转回来。历史学家付出了很大努力，想要梳理清楚不同时代里哪个行业负责对付犯罪、自杀、疯癫和各种看起来是身体方面的毛病。正如戈尔登（Janet Golden）所指出的，去医学化不单单是对医学化进行抵消。它自身也可以代表着一种力量。

　　本书作者的用意在于尽可能地展示医学史拥有多么丰富多彩的方式带领我们进入由医学化和去医学化进程引出的多个不同的探索领域。为此目的，我觉得最有用的办法是将医学史看成五幕同台上演相互交织的好戏。每一幕戏的脚本都是学者们千头万绪的工作。但每一幕历史剧都是且演且编，并无确定的结局。而且，每一幕剧都可以从这样一个方面来观看，即历史学家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一样，深陷在医学化和去医学化的对峙之中。

　　采用戏剧的隐喻有另外一个好处。每一幕剧我们可以集中关注一个普遍的问题，例如医患关系，或峻猛的干预疗法与温和的支持疗法之争。我们也可以集中关注一种叙事随着时间的开展。这样，每一幕剧就把围绕着主题或者围绕编年进行的史学讨论放回到情境中间。

　　这几幕戏剧的基本结构保留了西方医学和医学制度/医学机构不断进步的概念——以及这种“进步”怎样最终体现为医学化。如果对这种叙事及与之有关的各种从属情节长久保持的中心地位视而不见，那也是个错误。但现在的许多历史学家也注意到这种叙事对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那些欧化世界以外的人，比如说传统的日本医生不得不首先适应汉方，然后又要适应荷兰人的医药。这些学者们为戏剧提供了种种相异的版本。

　　历史学家们因之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非西方文化的医学体系中那些平行推进、有时也互相推动的戏剧情节。当人们一边扩展、深化和地方化他们对核心故事的梳理，一边又添加了这种意识的时候，医学史那难以逆料的结局越发指向了四面八方。

　　不过医学史与其他历史并无二致，因为学者们同样在孜孜以求寻找证据——使每一幕戏剧更臻完善的证据、使争论得以解决的证据，这些争论让人们在追踪往事的线索时目光更加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