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博当地时间4月20日，世界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发表撤稿声明，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宣布撤回107篇发表于2012年至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107篇论文全部和中国研究机构有关，还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
“论文提交的评审人建议中，使用了评审人的真实姓名，但假冒了其电子邮件地址，这让编辑以为文章发送给了真正的评审人。在我们与真正的评审人进行调查和沟通之后，他们确认并没有对论过评审。”施普林格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参加了此次的调查天博，他对澎湃新闻（）表示：“同行评审流程是保障科研质量、诚信和可重复性的基石之一。我们撤销这些受到影响的论文，旨在清除不良的科学记录。”
撤稿发生后，中国科协领导约谈Springer Nature大中华区总裁。据科协改革进行时微信公众号4月21日报道，作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中国科协有关党组领导第一时间会见Springer Nature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一行，就撤稿事件进行交流。
中国科协称，论文因虚假同行评审问题被撤，应该以适当方式让公众了解撤稿事件中各方主体的责任。中国科协称，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据澎湃新闻（）统计，被撤稿的107篇论文作者来自125家中国研究机构天博、4个国外研究机构。
就国内波及的研究机构而言，不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三甲医院在列，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知名高校也不鲜见。但相比之下，此次被撤稿的论文作者大部分来自国内各大医院。
4家国外机构分别为日本爱知医科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州血液中心、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同行评审及投稿过程中的造假问题是全球性的天博，并非任何国家所特有的。我们的筛查工作不针对任何国家。”巴特勒对澎湃新闻表示：“人们普遍有发表文章的压力，这不仅是在中国，全球范围也如此。”
“但在中国，有一定证据表明，提供所谓语言编辑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注：一些提供投服务的机构）在操纵评审流程上发挥了作用。”巴特勒说：“科研诚信是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的事情，他们在过去两年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以解决相关问题。施普林格会继续竭尽所能，协助相关工作，维护各方利益。”
同行评议是决定一篇投稿论文能不能在期刊发表的重要机制。一般而言，论文作者向期刊投稿后，期刊编辑会邀请具有专业知识、和作者没有利益相关的学者，评议论文的价值和质量。期刊主编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决定是不是接收论文。
同时，《肿瘤生物学》此前规定，论文作者可以向期刊推荐评审这篇论文的合适专家。此举本是为了让细分领域的研究能有对口的专家进行评审，但这也让造假者有机可趁。造假者或是提供伪专家名单，或是提供真专家的假邮箱。如果期刊选择他们作为审稿人，会得到一份热情洋溢的正面评议回执，从而“助推”论文发表。
“按照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的建议，出版机构和期刊编辑决定撤稿。经过全面的调查后，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可以相信（这些论文的）同行评议过程受到破坏。”《肿瘤生物学》总编辑Torgny Stigbrand在此次的“撤稿注意”中写道。
这并不是《肿瘤生物学》第一次因同行评议造假而批量撤稿。2015年，施普林格出版社撤回来自10个旗下期刊共64篇评议造假的论文，其中包括发表于《肿瘤生物学》的论文。2016年12月天博，《肿瘤生物学》又进行过一次“清理”，撤下了25篇由于同行评议造假或其他问题的论文，其中绝大部分论文作者来自伊朗。
巴特勒透露，正是在2015年和2016年两拨因虚假同行评审（等原因）导致的论文撤稿之后，他们决定对《肿瘤生物学》的相关论文进行筛查。“基于这一追加筛查，我们又查出新的虚假同行评审人。”巴特勒说。但对于107篇这一撤稿数量，他表示，“与这一时间段内所发表文章相比，所占比例极小。”
至于后续，是不是还会有已发表的论文因虚假同行评议而被撤回，巴特勒说：“我们的调查比较彻底，我们确信已较好地掌握了整体情况，但我们仍无法排除这种可能天博。”
公开资料显示，《肿瘤生物学》是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ISOBM）的官方期刊，2015年的影响因子为2.926。2016年底，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与施普林格出版社的合作到期，《肿瘤生物学》的出版商自今年1月起已经改为美国SAGE出版公司。
SAGE出版公司发言人对“撤稿观察”表示，出版社已经和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协商一致，将重构编辑委员会，并会彻底修改同行评议制度来使其符合SAGE的惯例。比如，在选用被推荐的审稿人、要求提供机构邮箱方面，实施更严格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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