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BOB20世纪60代，Fama（1965）发现投机性的资本价格变化和收益率变化具有显著的时变性，即价格波动呈现集聚性和条件异方差性，且呈现出尖峰厚尾分布特点。Fama于1970年提出了随机游走模型，并把该模型运用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研究中。近年来的大量研究也发现，金融时间序列数据并不符合正态分布假设，股票市场波动具有显著的条件异方差性。针对波动的这种特征，Engle（1982）提出了ARCH模型，用以刻画英国通货膨胀指数变化的特征，有效地刻画了通货膨胀率变化的集聚性和条件异方差性；Bollerslev（1986）提出了ARCH模型的扩展形式，即GARCH模型。GARCH模型误差项的条件方差不仅仅是滞后误差项平方的函数，也是其滞后条件方差的线性函数，它既考虑了前期波动大小的影响，又考虑了波动的变化趋势，基于GARCH模型的扩展形式演化发展形成了ARCH模型族。随着金融市场波动性研究的深入，国外学者发现金融市场中易受影响的收益率序列，存在着和经济周期一样的波动状态转换特征。这种波动特征是ARCH模型族不能准确刻画的，但是股票市场中这种波动状态变结构又是实际存在的，比如股市收益率序列的高波动往往持续较短的时间就会恢复到低中波动状态。大量实证分析发现ARCH族模型存在往往会高估波动持续性的缺点，这主要是由于ARCH族模型忽略波动状态变结构，导致其高估了波动持续性，这大大降低了其波动的长期预测精度，特别是当出现异常收益时，导致估计参数极不稳定。为了更好地捕捉时间序列的波动性特征，Hamilton（1994）提出了区制转移的ARCH（Regime―switching ARCH，SWARCH）模型，并以美国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结果证明SWARCH模型大大降低了ARCH模型高估的波动持续性。
国内学者在考虑模型中结构转变因素时，也将马尔可夫结构转换引入到了ARCH模型中进行实证研究。蒋祥林、王春峰、吴晓霖等（2004）运用SWARCH模型，对中国股市的波动性进行实证分析，发现SWARCH对股市波动性的刻画和预测能力优于ARCH类模型，刘金全、刘志刚（2005）将区制转移引入GARCH模型中，分析了我国沪市指数收益率序列的区制转移特征，发现沪市波动存在着显著的波动区制持续性和转移现象。严太华、陈明玉（2009）通过非线性和结构性变化检测发现了上证指数波动的变结构特征，又进一步利用马尔可夫切换模型模拟数据，识别出上证指数收益率波动有三种主要的状态：慢涨、慢跌和快涨，结果证实马尔可夫切换模型在刻画股市波动的阶段性特征上比较有效。郑廷国、刘金全（2008）讨论了非对称SV模型的扩展Kalman滤波的估计方法，并对沪深股市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沪深股市存在波动的杠杆效应，证实了这种估计方法的有效性、准确性。刘金全、李楠、郑廷国（2010）将区制转移SV模型的MCMC估计方法应用于上证综指周收益率序列分析，较好地刻画了沪市波动性特征。由于国内对于股价波动的模拟与刻画多数是针对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展开的，对股市行业板块的股价波动研究没有深入到变结构特征的刻画层面。本文将SWARCH模型应用于股市医疗保健板块波动的计量检验，并与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波动特征进行比较，探究医疗保健指数波动特征。
二、我国股市医疗保健行业股指与沪深综合股指波动的统计特征分析本文选取我国医疗保健行业股指，1999年12月30日到2010年10月22日的日交易收盘价，所选指数序列记为{Pt}，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网。另外，大盘股市的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圳成分股指数选取的是2000年1月4日到2010年10月22日雅虎财经网公布的日收盘价数据，下文简称为综合指数。股指收益率序列{Rt}的计算公式为：Rt=100×log（Pt/Pt―1），根据该计算公式算得的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有 2607 个观测值，图1、图3、图5 分别给出了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上证综指收益率、深证成指收益率在样本区间的趋势图，图2、图4、图6 分别给出了相应的各收益序列的Q―Q 图。图1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趋势图图2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Q―Q图图3上证综指收益率序列趋势图图4上证综指收益率序列Q―Q图
从图1与图2可以看出医疗保健指数的日收益率序列波动呈现出显著的时变性与集聚性特征，特别是2007年到2010年间收益率呈现频繁的高波动状态，这说明来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股市强烈的影响作用，已嵌入到了我国股市行业层面。另外，在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年初这一时段，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波动集聚表现也很突出，这主要是由于时逢1997年以来的证皇谐〖喙苣辏以及7月份申奥成功、9月份美国“9・11事件”和11月份通过加入WTO的审议等诸多颇具影响力的事件，股市受到强烈频繁的冲击，各行业板块出现了暴涨暴跌的现象，医疗保健板块受到不可避免的冲击，将图1、图2表示的医疗保健指数的日收益率序列，与图3、图4表示的上证综指收益率序列，及图5、图6表示的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比较，可以发现医疗保健指数日收益率序列波动呈现的时变与集聚特征时段与我国股市综合指数的日收益率序列波动的时变与集聚时段几乎相同，且在观测区间内高波动集聚现象几乎同时期发生。
下面对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序列与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进行基本统计描述分析、平稳性检验 （ADF） 和 ARCH 效应检验，揭示我国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的波动特征，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图5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趋势图图6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Q―Q图
从表1可以看出医疗保健指数日收益率的偏度为负值，峰度大于3，即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呈现出左偏、尖峰分布特征，且其Jarque―Bera检验值及其伴随概率P=0也表明其收益率序列不服从正态分布。另外，图2还给出了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序列Q―Q图，更加直观地显示了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明显地偏离正态分布的特征，即呈现出厚尾分布特征。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在ADF检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序列，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ARCH―LM检验的伴随概率为P=0，拒绝其原假设，这说明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存在着显著的异方差性，即ARCH效应。从表1可以看出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序列的统计特征，与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序列和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呈现的波动特征是一致的。由标准差度量波动上看，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的标准差与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比较接近，略大于上证综指，这意味着医疗保健板块的平均收益波动率要高于上证综指，但略低于深证成指，这说明对于一直受制于国家政策的医疗保健行业，其发展过程呈现出比较稳定的特征。
三、基于 SWARCH 模型的医疗保健行业股指波动特征与杠杆效应计量检验由于股市在不同环境和不同时段会产生一定的波动特点，表现出波动持续性和波动状态区制持续性。下面利用马尔可夫区制转移ARCH模型（SWARCH模型），对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波动存在的持续性进行检验，并进一步测度不同波动持续状态的持续时间长短，及不同波动持续状态间的转移特征等。
以往大量研究表明ARCH模型族（Engle，1982）对于股市波动时变性中的波动集聚性、波动持续性，及波动非对称性都给出了很好的刻画效果，然而金融时间序列总是复杂的并伴随偶发性结构突变，这在两大类模型中并未得到刻画。Lamoureux and Lastrapes（1990）认为条件方差的持续性被高估，可能是由于存在不能被ARCH模型解释的结构突变。Hamilton and Susmel（1994）提出一个新的ARCH模型，马尔可夫区制转移ARCH模型 （Markov Switching ARCH Model） 即SWARCH模型，该模型将波动的持续性分解成了两个部分，即每个波动状态的持续性和每个波动状态下波动性冲击的持续性。此外，SWARCH模型还刻画出了不同波动状态的持续期和不同波动状态间的转移，从而刻画出了波动结构的突变性，更好地描述了波动的特征。Hamilton提出的SWARCH模型，是在ARCH模型的基础上允许条件波动过程在一个有限个数的区制间随机转移，即ARCH过程的参数是可以随机改变的。
首先，将均值方程中的误差项ut改写成：ut=gst×t，st为一个潜在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依赖于t的取值1，2，…，K。假设st服从一阶马尔可夫链，则st的转移概率矩阵可以表示成以下形式：
如果t―10，则dt―1=1，反之dt―1=0，vt是一个均值为零，单位方差的独立t分布。ARCH―L（q）过程的变量t系数是根据st的取值决定的，当处在st=1代表的状态时，变量t的系数为g1；当处在st=2代表的状态时，系数为g2，以此类推。对于j=2，3，…，K，gj1，第一个状态g1正则化为单位1，这种思想就是像改变过程比例因子一样刻画区制转移。
如果ut―10，则dt―1=1，反之dt―1=0，称ut过程服从一个K状态q阶的马尔可夫区制转移ARCH过程，即ut～SWARCH（K，q）。当ξ≠0时，波动过程存在杠杆效应，此时称ut过程服从SWARCH―L（K，q）。
下面运用SWARCH模型，对我国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为了看到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条件波动的随机转移和捕捉内生的转移点，本文选取了带杠杆效应、t分布的SWARCH―L（3，2） 模型 （蒋祥林，2004），模拟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波动的方差，SWARCH―L（3，2）模型的转移概率pij满足条件0pij1，并且∑Kjpij=1。
表 2 给出了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的ARCH（2）―T模型和SWARCH―L（3，2） 模型估计统计量。为了将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波动的持续性与股市综合指数进行比较，分别对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与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益率进行 ARCH（2）―T 模型和 SWARCH―L（3，2） 模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2中的AIC和SC准则值比较结果，可以看出SWARCH模型对医疗保健行业指数和综合指数收益率序列的模拟结果明显优于ARCH模型。收益率序列SWARCH模型的拟合结果中持续性参数明显低于ARCH（2）模型，这说明考虑了波动状态转移的SWARCH模型大大降低了ARCH模型高估的部分波动持续性，说明SWARCH―L（3，2）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包含t分布的SWARCH―L（3，2）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g^2和g^3的估计结果十分显著，这表明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指数波动呈现出明显的三种波动状态。系数g^2表示中波动状态（st=2）的方差是低波动状态（st=1）方差的3倍，同时高波动状态（st=3）是低波动状态（st=1）的11倍多，这说明三种不同的波动状态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指数波动三种不同的波动状态之间的差异性明显大于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分综合指数三种不同波动状态之间的差异性。ξ值的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板块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利空信息引起的收益率波动显著的大于利好信息，而上证综指与深证成指的收益率的杠杆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4给出了我国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和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不同状态的转移概率，其中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分布在低波动状态的转移概率值为0.9847，分布在中波动状态的转移概率值为0.9830，分布在高波动状态的转移概率值为0.9688，这些较大的转移概率值意味着每个波动状态非常稳定，不同状态之间的转移并不很频繁。另外，还可以看出我国医疗保健指数和综合指数收益率波动分布在低、中状态的转移概率p11、p22都在0.98以上，分布在高波动状态的p33值也达到了0.96以上。这些较大的转移概率值意味着每个波动状态持续期都很长，不同波动状态之间的转移并不很频繁。特别是低波动状态到中波动状态和高波动状态到低波动状态的转移概率p12、p31几乎为零，这说明发生高波动状态到低波动状态转移跨区制转移的概率几乎为零，并且稳定股市受经济环境冲击发生状态转移时，极大可能是转移到高波动状态，并持续一段时间才会恢复，这也说明我国股市波动存在着显著的杠杆效应。
从图7的平滑概率显示的不同波动状态看，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板块波动在观测区2001年1月至2010年11月间主要分布在中波动状态，在这期间也发生过多次中波动状态向低、高波动状态的转移。2000年7月，我国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从中波动状态（st=2）转移到低波动状态（st=1），并维持了一年多的低波动状态持续期；2002年7月份，我国医疗保健指数从波动状态（st=2）转移到波动状态（st=1），同样维持了一年多的低波动状态；随后，波动状态一直在中、高两状态间转移，2004年到2007年间波动状态较多的分布在中波动状态（st=2），2007年到2009年则处于高波动状态。虽然不同状态之间的转移比较频繁，但分布在波动状态（st=2）的时段最多，且其持续时间也相对较长。
另外，可以进一步的估计每一个状态的平均持续期，状态（st=1）、状态（st=2）和状态（st=3）的持续期1/1―pii分别为65、59和32天。三种波动状态的持续期中，我国医疗保健指数处于波动状态（st=3）的持续期最短，处于波动状态（st=1）、（st=2）持续期较长，是高波动状态持续时间的两倍。三种波动状态平均持续期的不同与波动状发生转移次数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波动的非对称性。从股市医疗保健指数波动状态转移上看，我国医疗保健行业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行业，虽然前期大致是处于低波动状态（st=1），随后中波动状态（st=2）和高波动状态（st=3）之间的转移比较频繁，但主要维持在中波动状态。图7股市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三种波动状态（st）的平滑概率图8上证指数收益率三种波动状态（st）的平滑概率
下面将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板块的波动与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与深证成指收益率的波动状态进行比较。观察图7和图8、图9可以看出医疗保健板块收益率和沪深综合指数收益率序列的平滑概率图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区制转移趋势，其波动区制持续性在样本观测区的大多时期与综合指数表现出共同的波动状态持续特征。如2000年6月份到2001年8月份之间主要维持着低波动状态，2003年9月份到2007年初波动主要分布在中低波动状态，2003年10月份到2010年10月份，医疗板块与沪深综合指数收益率大体在中波动状态与高波动状态间发生区制转移。2007年4月份至2009年初这段时间收益率主要分布在高波动状态，2010年收益率则主要分布在中波动状态。
医疗保健板块收益率与沪深综合指数收益率波动状态的时间一致性反映了股市医疗保健板块与大盘沪市与深市之间的波动呈现联动效应。医疗保健板块收益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大盘影响，其独立性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股民从众行为依然普遍存在。从平滑概率图我们可以发现医疗保健行业指数收益率与沪深指数收益率波动在总体趋同的情况下也偶存差异，股市医疗保健板块状态转移频率较高，平均持续期较短。2000年3月份到2000年6月期间，医疗保健板块经历了一次较短的高波动状态向中波动状态后向低波动状态的区制转移过程，这一过程在上证综指收益率波动中有所体现，但上证综指收益率在中波动状态的持续期明显偏短，而这一时期深证综指的收益率一直维持在低波动状态，并未发生类似的区制转移。2000年12月份到2001年2月份期间，股市医疗板块收益率发生一次短暂的低波动状态转向中波动状态转移，之后又向高波动状态发生区制转移的过程，上证综指与深圳成指收益率均未发生转移。图9深证成指收益率三种波动状态（st）的平滑概率
本文对我国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描述，发现我国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序列与沪深股市共同呈现出显著的时变性与集聚性特征，且具有显著的左偏、尖峰厚尾分布特征。ARCH 模型与 SWARCH 模型的比较显示，SWARCH 模型能够有效刻画异方差过程的结构突变特征，有效降低在 ARCH 模型中被高估的条件方差持续性，AIC 值与 SC 值的估计表明 SWARCH 模型能够获得更好的估计结果。利用 SWARCH 模型模拟的实证结果发现，我国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的条件波动过程表现出显著的区制转移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板块风险程度和风险特征的变化，易受来自整体经济环境转变、国家宏观政策冲击、突发事件和国际金融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区制转移的波动性特征。
另外，从我国医疗保健指数收益率与沪深股指波动特征的比较结果看，我国医疗保健板块波动与沪市更为接近，并与两市都有着共同的波动状态持续特征。然而与沪深股市相比，医疗保健板块收益率波动区制转移更加频繁，在低、中、高，三种波动状态的持续性概率均小于沪市与深市，每一种状态的平均持续期均短于沪市与深市，相对频繁的波动状态转移，意味着投资于医疗保健板块收益的不确定性略高于大盘，医疗保健板块收益对传导至股市的各种信息的反应更为灵敏。从波动状态区制的转移概率和持续期来看，不同的波动状态持续时间、状态之间的转移次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股市医疗保健指数波动的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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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出户询医问诊、家庭医生24小时驻家服务……，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成熟度的提升，在远程医疗基础上发展衍生出的移动医疗让人们美好的愿景有了落地的可能。移动医疗并不算是太新鲜的移动互联商业形态，春雨医生、丁香园与好大夫在线等平台早已奋斗多年，但随着新鲜感的淡化，各平台盈利模式不断受到质疑，病患也逐渐感到“小病不用去看，大病看不了”。移动医疗平台各种转型，甚至倒闭成为2015年下半年的主流趋势。为何躺在“万亿级市场”上的移动医疗平台飞不起来？
借势而起是不错的状态，可没势可借时为何不自己造势呢？想要分享一个“万亿级市场”的成长红利，尤其是分享行业导入期的高增长红利，除了在风口上卡位以外，更需要移动医疗平台自身乃至整个市场的努力。而医患想要得到更高的医疗模式，也需要推动并适应整个医疗环境的改变……
商业模式的探索：小到挂号预约，大到综合医疗服务，移动医疗本身覆盖较广，各个从最初一拥而入的“轻问诊”到现在专精细分应用领域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等新形态模式的探索，移动医疗平台在培育消费者的同时，也接受着市场的再教育。当然，成长本身是需要代价的，高红利的分享本身就需要付出较高的试错成本。对于众多医疗平台而言，尝试颠覆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形态以前，首先要思考的是生存问题。
政策扶持的明确：借“互联网+”的大势，移动医疗爆发式发展，为医疗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可互联网医疗仅可做健康咨询，不可诊治患者。风风火火的互联网医疗刚发展起来，就被局限在轻问诊未免失落。这本身和国内医疗市场状况有关，不过作为新兴行业，政策层面的引导和扶持，无疑能让移动医疗平台在正确的路上走得更好、更稳、更快一些。
1.1准确性和模糊性疗养医学语言作为一种职业语言，有着很强的权威性，疗养员对于医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加以思考，因此疗养医学语言必须严谨、明确，经得起推敲。疗养医学语言的准确性要求有两方面：第一，对于能诊断清楚的病情语言表达力求准确无误。第二，对于不能明确诊断的病情也要准确地说明未能做诊断，并提出建议，随诊或看其他专家。疾病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疗养医学语言有时指向不具体、不明确，从语义学来说，词义是对现实现象的一种抽象、概括的反映半岛BOB，多少都带有一些模糊性。因此，语言本身的歧义性和模糊性也是疗养医学语言模糊性的原因。
1.2形象性和生动性疗养医学是一门专业性的学科，和疗养员及家属进行言语沟通时，在做到浅显易懂的同时，辅以形象、生动的比喻或借喻予以说明，常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提高交际的质量，增进双方的交流。
1.3礼仪性和庄重性疗养院医务人员从事的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其宗旨是服务于人的，而且每个疗养员的情况千差万别，性格各异。因此，医务人员从事的不仅是一项庄严神圣的事业，而且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平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交流，语言要讲求礼貌，当面对的是疗养员时，更应该以礼待人，才能赢得他们的依赖和尊重，也能减轻和缓解他们由于疾病带来的心理上的压力和负担。
1.4抚慰性和策略性在疗养院里，有的疗养员由于身患疾病，而且在信息上不对等，因此属于，和他们交流的疗养医学语言是向倾斜的语言，这就决定了疗养医学语言的语义带有一定的抚慰性，在某些时候还应有一定的策略性和技巧性。以上这些特点决定了对疗养医学语言的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不断学习的过程，而学习疗养医学语言应该从学生时代开始，并充分认识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掌握疗养医学语言的学习技能，做一个成功的疗养医学实践者和探索者。
2.1强化从医者的角色意识，学会控制情绪，有一定的语言应变能力医护人员与疗养员的交往中，语言的运用是最为普遍、最为特殊的一种沟通方式。“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GMER)中关于沟通与交流技巧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医生应当通过有效的沟通创造一个便于与患者、患者亲属、同事、卫生保健队伍其他成员和公众之间进行相互学习的环境。医护人员与疗养员的交往贯穿于医疗和护理实践的全过程。医护人员的特殊职业，决定了其语言的特殊功能，在到疗养院疗养的各个环节中，疗养员会从其所接触的医护人员的说话态度、表述语气、措词选择等方面得到不同的感受。一个医生或护士作为个体去和疗养员接触时，总是以从医者的角色进行的，换句话说，医生或护士是以有着共同的理念和行为模式的职业人群接触有着个体差异的疗养员，如果时时都有较强的从医者的角色意识，就能较好地控制情绪，在语言上不会和疗养员发生冲突。在突发事件和意外情况出现时，能灵活、迅速半岛BOB、恰当地做出反应并进行处理，也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因此，语言应变能力是思维敏捷能力、知识水平和口语表达能力的综合运用。可以说，医生的角色语言关系着疗养员的身心健康。比如有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到疗养院工作，由“大学生”的身份转变为“医生”的身份，常会出现角色扮演中的不适应情况，体现在话语层面，就是话语角色扮演中的角色冲突。所谓角色冲突，是指角色扮演者在角色扮演情景中在心理和行为上的不适应、不协调状态。医疗工作中的许多话语角色冲突都是由于从医者对自我话语角色认知不足，或对疗养员的角色期望认知不够造成的。因此，若要消除医生与疗养员之间的角色冲突，就需要矛盾的主体———从医者对话语角色规范的遵守与认同，以及对疗养员角色期望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刚刚毕业的医学生应学习和使用规范语言。
2.2如何学习规范语言，是由疗养医学语言的准确性和模糊性特点决定的“语言规范的对错问题是最基本的，任何言语行为必需首先合乎所用语言的规范，才能谈得上是非、善恶和美丑”。因此，规范的疗养医学语言是让疗养员听懂、听明白的基础，是医疗沟通的基本语言。我们疗养院在优质服务语言规范化标准中明确规定：“语言文明，态度诚恳。接诊、查房先问好”。各个疗养院也有自己的文明用语要求。我们还编写了《规范化服务手册》，包括公共服务基本用语，门诊医生、护士，疗养科医生、护士，挂号处、收款处等基本服务用语和工作人员服务忌语。这些用语是对疗养院工作人员用语的总结和升华，是建立良好医疗关系的基础。
2.3在交际中学习生动的语言，是由疗养医学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决定的医护人员与疗养员之间的交谈是一种技术，同时又是一门艺术。交谈是否成功，会直接影响医疗关系的建立，影响到病情资料的收集，影响到诊断、治疗、护理能否顺利和圆满成功。而交谈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又往往取决于交谈方式是否恰当和措词是否得体。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语言，并不是说疗养医学语言有着固定的模式，恰恰相反，疗养医学语言是生动活泼，不拘一格的。如果医护人员在与疗养员的交谈中使用专业术语甚至英文术语，语言是规范了，可结果只能让疗养员感到一头雾水。交际是语言的最基本属性，如果脱离了交际本身，语言教学的效果就不理想。在交际中来教学语言，应该像练外语口语一样去练习医护人员与疗养员之间的语言情境。疗养医学用语力求通俗，避免使用术语。
2.4需要学一些语言伦理学知识。在同一个道德价值体系中，如果言语真实有利于交际对象的利益，则可言真实，反之则不一定要言语真实。话语一旦进入交际领域，它就会接受交际对象或社会公众的各种评价，医护人员的言语态度就是经常受到疗养员及家庭随员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的医护人员就受到疗养员的喜爱，态度冷淡、盛气凌人的医护人员就会引起疗养员的不满。另外，关于对言语态度的道德评价，社会不仅关注是否真诚，还关注言语行为是否及时，是否适时地切合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比如，一位疗养员家属要求修改医嘱，当时正好是下班时间，结果问了几个医护人员都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投诉到科室领导那里。科主任及时了解情况并召开会议，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应该如何回答疗养员的问题，进而如何为疗养员更好地服务。这一及时的言语行为不仅得到了疗养员的谅解，还得到了疗养院的肯定。除言语态度外，言语形式、言语方式、言语动机、话语信息等等都构成了疗养员及社会公众对医护人员言语道德评价的内容。
良好结合医学语言学涉及医学心理学、医学辩证法、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和医学法学等。从医学语言的形态来分，医学语言可分为医学口语、医学体态语和医学书面语三种。医学口语是医疗交流中使用最频繁的语言形式。但是体态语和书面语同样重要。如果处理不好，也会造成医疗矛盾甚至严重的医疗纠纷。有这样一个案例，某知名医院被病人投诉于媒体，原因是在整个接诊过程中，医生都没有抬头看患者，居然把处方开了出来。确实这样，没有抬头看病人一眼的医生怎么能让病人信任呢？相反，医护人员的一句关心话，一个微笑，都能印在病人心里，给病人吃颗定心丸。由此可见体态语的重要。同样，口语、书面语同样重要。现代医学模式认为[3]，人不仅仅是一个生物体，更重要的是一个具有心理、社会、文化和精神特征的综合体。所以，现代医学模式注意社会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作用，这就客观地要求我们医护人员在运用药物、检查、手术治疗疾病的同时，还应给患者以心理治疗。通过自己的语言以及态度、表情、动作等各种医学体态语，使患者形成良好的心理反应。对于某些病情严重的患者，也应从乐观主义方面启发患者，正确地对待疾病，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和配合治疗的决心。
语言艺术疗养院是一个特殊的服务场所。随着新型疗养模式的转变，疗养工作从“以健康疗养为中心”逐步转变到“以疗养员为中心”，进而转变到“以疗养员的健康为中心”。在疗养院里，“疗养员”即“顾客”，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正逐步深入人心。在不断提高诊疗、护理技术水平的同时，如何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质量是目前疗养院面临的挑战。医疗、护理工作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疗养员，疗养员到疗养院疗养期间，生理上要求解除病痛，心理上则需要获得愉悦和安慰。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在疗养工作中要时刻替疗养员着想，急疗养员所急，把疗养员当亲人，一声温和的问候、一语柔和的应答、一句平和的探询，片言只语，情深意重，且不失为疗养工作的一种“辅助剂”。因此，医护人员要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提高自己在疗养工作中语言表达的艺术性，做到一语即出，如春风拂面，似雨露润物。不仅仅反映出其自身的思想、情操、知识和文化修养，同时也反映出一个疗养院乃至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精确面貌、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准。
为加强医疗安全管理，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我院按照医疗质量管理年活动方案的要求，对我镇医疗安全工作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通过自查，共查处问题5条，制定整改措施5条，其中近期需要解决的4条，逐步解决的1条。
2、个别医务人员不能熟记核心医疗制度，在实际工作中，门诊日志、处方书写、病例书写、技术操作不够规范。
1、针对无证上岗存在的问题。我院在未安排新的专业上岗人员前，暂且采取有执业证书的医务人员来带好无证人员上岗，保证医疗安全。
2、针对个别医务人员不能熟记核心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们在近期组织医务人员集中学习，认线项医疗核心制度、诊疗标准及护理操作规范等，以确保医疗护理安全。
3、针对个别医务人员不执行交接班制度存在的问题。查出后停发值班费，对其进行警告并按照院规进行严厉处罚。
4、针对防保工作存在的问题。单位在严重缺员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加大力度，增加人员，同时进一步完善防保软件，建立健全合格的表簿卡册。
5、针对三基三严的培训时间不足，力度不强的问题。首先要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制定计划、狠抓三基三严培训，认真组织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业务水平，注重人才培养。
为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技术服务水平，根据山东省卫生厅《关于对医疗机构进行年度检验的通知》，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进行了严格的自查自纠工作。现将有关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到《关于对医疗机构进行年度检验的通知》后，中心领导非常重视，并召开了会议，对自查工作进行严密部署。会上，成立了由王厚增任组长、马虹任副组长、各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自查领导小组，各业务科室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严格对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自查自纠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
(一)机构自查情况：单位全称为李沧区湘潭路街道海医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性质为非营利性，位于李沧区重庆中路932-5-9号;法人代表：王厚增;主要负责人：马虹。具有李沧区卫生局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执业许可证号：，有效期限至201X年12月31日。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实行了严格管理，从未进行过涂改、买卖、转让、租借。现有观察床位3张，诊疗科目有预防保健、全科诊疗科、妇科、外科、内科、口腔科、中医科、医学检验科、康复医学科、医学影像科;业务用房面积1000平方米。
核准科目：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以任何形式医疗广告，严格按照批准的业务范围和服务项目开展对外活动，未超出核准登记的执业范围，并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医疗技术常规和抢救与转诊制度，所有下属科室均无对内对外承包或出租情况，从未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违法开展过胎儿性别的鉴定和终止妊娠手术。
(二)人员自查情况：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有主任医师一名，副主任医师一名，主治医师2名，医师3名，执业药剂师1名，检验师1名，护士6名，会计员1名。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未多范围注册开展执业活动或非法出具过《医学证明书》;从未使用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护士执业资格的人员或一证多地点注册的医师从事医疗活动，也从未使用执业助理医师单独执业;所属医护人员均挂牌上岗，并在大厅内设立了监督栏对外公开。
(三)提高服务质量：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标准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实施医疗质量保证方案;定期检查、考核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级各类人员岗位责任制的执行和落实情况，确保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四)院内交叉感染管理情况：成立有院内交叉感染管理领导小组，由王厚增、马虹、黄杰等组成，领导小组人员均取得上岗证。经常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建立和完善了医疗废物处理管理、院内感染和消毒管理、废物泄漏处理方案等有关规章制度，有专人对医疗废物的来源、种类、数量等进行完整记录，定期对重点科室和部位开展消毒效果监测，配制的消毒液标签标识清晰、完整半岛BOB、规范。
(五)固体医疗废物处理情况：对所有医疗废物进行了分类收集，按规定对污物暂存时间有警示标识，污物容器进行了密闭、防刺，污物暂存处做到了五防医疗废物运输转送为专人负责并有签字记录。
(六)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处理情况：所有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用后做到了浸泡消毒、毁型后由洁诚医疗垃圾处理站收集，进行无害化消毒，并有详细的医疗废物交接记录，无转卖、赠送等情况。所有操作人员均进行过培训，并具有专用防护设施设备。
(七)疫情管理报告情况：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严格的疫情管理及上报制度，规定了专人负责疫情管理，疫情登记簿内容完整，疫情报告卡填写规范，疫情报告每月开展一次自查处理，无漏报或迟报情况发生。
(八)药品管理自查情况：经查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未使用过假劣、过期、失效以及违禁药品。
一是由于经费不足，有些医疗设备得不到及时维修或更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业务的深入开展，专业性发展的后劲不足;二是受编制所限，人员紧张，工作量大，到省级医疗机构进修的机会不多，知识更新的周期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水平向更高层次提高等。
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定以此次年度检验为契机，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严格遵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强化管理措施，优化人员素质，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技术服务水平。
医疗安全隐患整改自查报告我院根据市卫生局下发关于医疗安全隐患整改活动的要求，认真组织广大职工学习活动精神，根据要求对医院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专项整改活动。通过整改活动开展以来，现将我院整改时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汇报如下：
根据门急、诊科室的管理要求，我院门急诊科没有单独设立，没有固定的业务技能强的门、急诊工作人员。门急诊医生持证上岗率不高，存在无证行医、非法行医情况。部分医务人员业务技能不高，不能够对一些常见急救设备进行熟练地掌握和应用，对一些基本急救技术掌握不够熟练。各科室之间配合不够紧密，科室人员之间协作不够。
医疗文书书写不规范。门诊处方书写不规范，要素不全，剂量用法不详，抗生素应用不规范，存在不合理用药情况。门诊留观病历内容过于简单，不能够严格规范书写留观病例半岛BOB。住院病例质量管理不到位，部分医务人员病例书写不规范、不及时。各种记录不规范，急危重病人谈话记录、抢救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死亡病人讨论记录等书写不规范，书写要求远未达到医疗文书书写质量规范要求。各种门诊日志记录登记不全、不连续、不全面。部分医疗制度及核心制度建立不全、不完善。有待与进一步建立、健全、落实各科室相关制度，尤其是乡镇医院持续改进的核心制度各项制度落实不到位，部分制度已不符合现阶段医院管理的需要。
各项护理制度建立不全、不完善。以前的各项护理制度是以门诊制度管理为起点建立起来的，自从住院部大楼投入使用以来，原来的制度已经不等够适应现在管理的要求，现需结合住院部管理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关标准制度。
护理管理组织体系不建全。未能够按照《护士条例》制度规定，实施相关护理管理工作，未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自医院住院部投入使用以来护理管理部门不能够按照乡镇卫生院的功能和任务建立起完善的护理管理体系，各岗位职责不明确，工作中存在互相推诿情况。护理人力资源管理不建全，没有结合本单位实际建立护士管理制度。对各级各类护士的资质、技术能力、技术标准无明确要求，未能建立健全护士级别、绩效考核机制。根据医院护理人员配备标准，病房护士与床位达不到要求标准。
护理工作考核标准建立不全、不完善。定期对护理工作进行考核不及时，流于形式。不严格按照《病例书写基本规范》书写护理文书，护理文书书写不规范，书写质量不高。各种登记不全，如消毒记录、留观记录，急危重病人的抢救记录，交接班记录等。
无菌技术观念不强，操作仍需进一步提高。未能有效建立各项护理技能操作规范标准，部分护理人员技能操作不规范，一次性物品的销毁不彻底、不规范。门诊、住院部等科室卫生较差，存在交叉感染隐患，被套、床单陈旧，玻璃不干净，清洗不及时。
药房药品管理制度不建全。毒、麻、剧药品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帐务记录不规范，管理有隐患。药品管理工作不到位，过期失效虫蛀药品仍存在。
医院因工作实际从事药品调剂的人员是非药学专业技术人员，由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经药检局培训合格后上岗从事药剂调配。对相关药品调剂药品知识了解不够，处方调配时把关不严，时有不合格处方调剂发生。部分调剂人员责任心不强，时有调剂错药品情况发生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门诊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患者时有反应，服务态度、服务意识、服务质量差，医疗服务当中存在冷、碰、硬、顶等问题，服务态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改进。
护理工作人员服务质量不高，未能体现人性化服务。提供的基础护理和等级护理措施不到位，对住院病人的护理停留在原始阶段。部分医务人员医疗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态度差，患者反映强烈。部分护士岗位职责责任心不够，三查七对制度执行不到位，存在医疗隐患。护理差错报告和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对患者的观察不到位，护士不能够主动报告一些护理不良事件。
服务态度需进一步改进。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差、态度不好，未能建立起以病人为中心的药学管理服务模式。对患者服务言语生冷，态度差，存在和病人吵架情况，患者反应强烈。服务态度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随着医疗模式的改革，医疗服务因为成为了一大竞争力。但是现在的医疗服务质量却屡遭质疑，层出不穷的医疗纠纷，直接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因此，强化医护人员的服务礼仪和行为规范，对医院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至关重要。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对医护人员的要求也是有所不同。在医疗条件改善的今天，患者更需要的是人文关怀和医护的责任，需要高效低耗的医疗服务，而这种服务要靠每个医护人员的努力才能完成。所以对医护人员的礼仪培训是迫在眉睫，那么医护礼仪培训都有哪些内容呢，下面小编来为您介绍下。
首先，就是要了解医护礼仪的重要性：医护礼仪在医护人员工作中尤为重要的职业礼仪，是指医护人员在诊疗诊疗活动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在日常工作中，微笑服务、礼貌待人是医护人员应具备的风范。医护的礼仪可从医护人员的个体形象、容貌、服饰、言谈、举止、姿势、礼节等各方面展现出来，并融于职业行为和服务内容之中。因此，医护人员礼仪在诊疗活动工作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就是医护人员的仪容仪表。医护人员的工作服饰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服饰，它的穿着应体现医护人员的专业性、特殊性。所以，无论是穿工作衣、帽还是穿工作鞋、袜，都是需要注意礼仪的，就连口罩和配饰的戴法也是一样的。作为医护人员，发型和妆容都是有一定的礼仪规范的，所以在梳妆打扮是要注意这方面的礼仪。
再次，就是医护人员的仪态礼仪。由于医护工作是个比较特殊的工作，医护人员必须注意自己的个人仪态规范，无论是坐姿、站姿、行姿、蹲姿、表情、手势等都是需要培训的。还有就是在工作中的一些仪态规范，比如持病历夹、推治疗车和抢救车、端治疗盘、开关门等基本的礼仪也是需要培训的。
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对诊疗护理后果及其原因的认定上有分歧，当事人提出追究责任或赔偿损失必须经过行政的或法律的调解或裁决才可以了结的医患纠葛。
近年来，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和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求医个体加强了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和自我保护意识，医疗纠纷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处理难度加大，赔偿额越来越高。不断增多的医疗纠纷已成为各级医院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日益受到广大医务人员和社会的关注。现就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对医院的影响及防范对策作一些论述。
1．1．1 由于差错事故引发医疗纠纷：由于医方技术原因或因粗心大意，不负责任，不遵守诊疗常规，确有差错事故发生，但医务人员过多考虑自身的利益，对差错事故采取遮掩、回避、推卸责任，引起患者和家属的强烈反感；或者医院领导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不主动、不及时、不善管或不敢管，致使患者及家属感到医院无诚意解决问题；或者由于医患双方对差错事故的处罚力度、赔偿额度不能达成共识，由于各种原因患方提出的要求医方不能满足均可导致患方采取过激行为，扩大事态，引发纠纷。
1．1．2 医方解释不周，不及时通报病情：由于个体差异，对同一药物，特别是新药，在相同剂量下不同患者药效反应不一样，或体内一些重要脏器、神经、血管发生解剖变异可能导致意外损伤而用药前或术前谈话没有讲明；有些医生忽略了向危重患者的家属交待清楚病情，当患者突然死亡后，家属从心理上不能接受，认为是医方诊疗失误所致，凡此种种均可引起医疗纠纷。
1．1．3 医德医风不良：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态度生、冷、硬、推，不积极主动拉近医患关系，对患者及其家庭所提出的各种疑问不屑解答或解答时语言生硬；有的医务人员为了拿“回扣”，滥用不必要的贵重药品，加重患者经济负担，使医务人员的形象受到极大损害，患者由此产生不信任心理，一旦出现不良后果，尽管并无医疗护理过失，但患者及家属将其联系起来而引发纠纷。
1．1．4 医方内部关系不协调：医院之间、科室之间、医生之间、医护之间，由于种种矛盾，相互指责、推诿患者，推卸责任或学术上意见不统一，专家学者之间对同一问题解释不一均可引起医疗纠纷。
1．2．1 经济利益驱动：有的人为了“捞一笔”或拒付医疗费而找借口，在医方有错时，夸大医方失误，索取过高赔偿，在医方无错时，故意曲解医护人员对病情的解释，甚至无端制造医疗纠纷，采取冲砸医院的粗暴行为，向医院施加压力，以达到索取赔偿的目的。
1．2．2 患方对医院期望值过高：许多患者及家属认为到医院就一定能把病治好，当患者病情严重甚至死亡之后，对医生的解释不理解或不愿理解，认为是医生不努力造成的。
2．1．1 促进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促进规范行医：技术原因导致的医疗纠纷已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一类纠纷反映的是医院、医生的技术水平，因此无论从医生，还是从医院管理者来说，都会引起高度重视，加强业务培训和学习，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特别对青年医务人员将会起到督促作用。严格而细致的诊疗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是防范医疗差错事故的重要措施，医疗纠纷的发生必然反过来促进各种制度的完善，促使医务人员遵守医疗原则和诊疗常规，依法行医、规范行医。
2．1．2 促进医德医风的建设，加强医院管理：有些医务人员由于服务态度不好，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对于此类纠纷，医务人员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努力改善服务态度，增强服务意识，增强责任心。同时，由于“红包”、药品回扣现象导致了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管理者通过对医疗纠纷的分析，应当认识到医疗行业中的不正之风的巨大危害性，从而加大治理力度，减轻患者负担，维护医者形象。
2．2．1 纠纷影响医疗单位正常工作秩序：发生医疗纠纷后，有的患者及家属在“人多力量大”惯性思维驱动下，冲砸办公室、病区、殴打医务人员、围攻院领导，有意制造事端，扩大事态，企图以人多势众来胁迫医院妥协，导致诊疗工作不能开展，管理机构不能运作，严重干扰了医院正常工作秩序。
2．2．2 过多的纠纷导致医务人员过份强调医疗原则，不利于患者救治。医疗纠纷过多，特别是患者及家属的无礼行为，使得医务人员身心受损，由于害怕承担责任，稍有疑难或家属质疑，即转院、转科等，遇有紧急情况，不敢打破常规，过份强调医疗原则，不敢积极采取有力措施首先挽救生命，延误救治。
2．2．3 纠纷影响新业务新技术的开展：在纠纷不断的形势下，医务人员为求自保，不愿开展高风险的新业务，更别谈开展临床科研了，在一些中小医院，即使是过去开展过的比较成熟的业务，也不得不慎之又慎，导致业务范围的萎缩。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全社会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
2．2．4 纠纷引起的赔偿，加重了医院负担，不利医院发展：近年来纠纷引起的赔偿金额越来越高，有的开价即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个别的达百万元，对一些无差错事故的纠纷，有的也要索赔数万元。巨额的纠纷赔偿，使医院背上沉重经济负担，新设备不能购买，新技术不能开展，员工待遇低，人心涣散，人才外流，医院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医院发生医疗纠纷，要严肃认真处理，以主动的态度，重视医疗纠纷的防范。应当认识到，医疗纠纷中的医方原因，是发生医疗纠纷的内因，而患方原因是事物的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所以医院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3．1 转变观念，加强服务意识，适应新的医学模式：要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家长制”的医疗作风。一些医务人员习惯于要患者“听话”，认为患者到医院来只应配合治疗，别的就都不要管，医生俨然成为家长，这种作风如不转变，就不能尊重患者的权利，必然激起矛盾，引发纠纷。因此加强服务意识，把一切服务于患者的思想作为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才有可能处理好医患关系，减少纠纷。
另一方面，医务人员要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中解脱出来，在头脑中建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动接近患者，与其在思想上沟通，了解患者心理状态、经济条件、家庭关系、教育程度、人格个性等，解除患者的思想顾虑，调整好心理状态，积极配合治疗，以自己的真诚赢得患者的信赖，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3．2 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严格执行医疗操作规程，遵守规章制度，加强医院管理力度：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过硬的技术是医院防范医疗纠纷的根本，因此，应加强医务人员的各种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定期考核、考查，加强典型病例、疑难病例、特殊病例的临床讨论工作，练好基本功，建立人才梯队，搞好传帮带，从根本上防范纠纷的发生。
医院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医务人员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各部门之间要职责分明，分工合作，并注意检查监督，对一些易发生纠纷的部门或薄弱环节，如交接班或节假日期间应重点防范，尽早制定完善的行业规范。
3．3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树立良好医者形象：每位医务工作者都要树立牢固的为患者服务的思想，一切从患者出发，养成不浮不躁的科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一旦发现自己治疗上的过失，不能首先考虑个人得失，要敢于承认，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尽力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在处理纠纷时，院方应同情患者的遭遇，并尽可能使用清晰、明朗的语言回答患方提出的问题，把握说话的分量、尺度。倡导实行医疗服务承诺制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改善医务人员的社会形象。
3．4 认真执行并完善现有的医师资格认定体系：一支高素质的医师队伍是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的保证，现有的医师资格认定体系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学专业本科毕业，从事临床工作1年以上，通过理论和实践考试合格，可获得执业医师资格。但是其中的实践考试，往往还是以理论形式进行，并非考查实际操作能力。而且执业医师中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主任医师虽然根据其业务能力明确规定了各自的执业范围，但常常可以看到在一些乡镇医院里低年资、低职称的医师进行着高难度的手术，这样的现状有着致命的隐患，可以说对患者的生命构成了严重威胁，是差错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因此，认真执行并完善现有的医师资格认定体系已迫在眉睫。
3．5 开展卫生法制宣传工作，提高医患双方法制观念：医疗法规作为普遍的社会规范，既能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也同样能维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因此，应通过各种形式在医患双方开展卫生法制宣传工作，了解必要的法律常识，增强法制观念。在医疗活动中，医务人员要依法行医，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医患双方都要依法维护自己权利，认识产生医疗纠纷的危害性及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国家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但是因为受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国家作为博弈规则的提供者，同时也是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主体。一方面国家追求自身组织的租金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所以，在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过程中，作为国家统治人的政府，并非完全依照制度均衡与否和需求大小决定是否进行制度创新，而是在有限理性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所以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国家会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来调整制度安排。
在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城镇，对大部分职工的医疗费用实行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在农村，实行农民个人与农业合作社共同出资缴费的农村合作医疗，在这种财政型的医疗保险体制下，个人基本上不负担任何医疗费用。但是由于缺乏对患者和医疗部门的监督，致使患者倾向于多消费、高消费，无形中造成了医疗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使用无约束的惯性。这种财政型的保险制度安排效率低下，无力及时分散风险、弥补损失，导致国家为此所支付的制度成本远远超过所获得的收益，影响了政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国政府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安排上，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要有效地保障全体国民的身体健康，使国民满意;另一方面又要将医疗开支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避免出现医疗保障的财务危机， 以致于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民的身体健康。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政府通过强制性政策工具决定了医疗保健的传递和融资制度，但是在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中，并没有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对卫生医疗机构的制度安排呈现出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平衡。政府对医院投入的相对不足，导致医院在经营管理上，通过以药养医的方式来维持运行，而医疗保险制度中私人财政的主要融资方式，加重了患者个人的经济负担，这种体系虽然满足了政府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却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国家的暴力潜能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由此具有掠夺性质。此时，为追求“权威最大化”，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又开始了进一步变迁。
市场的有效性意味着充分界定和行使产权，创造一套促进生产率提高的约束变量。面对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产权结构及其行使并得到确认能够降低或完全消除不确定性。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权结构的创新。同时，技术的变化、更有效率的市场的拓展等最终又会引致与原有产权结构的矛盾，于是形成相对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如前所述，社会医疗保险体制是依托一定的产权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产权制度的变革自然带动医疗保险制度的变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保医疗的经费虽然是由企业承担，但是企业是统负盈亏的，企业在其中并无自身利益，负担轻的企业，多出的利润上交国家，负担重的则是由国家补贴，由国家承担损益后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伴随着企业法人结构的建立，企业逐渐转化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实行自负盈亏，社会福利与单位福利混同安排的格局已难以为继，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中小企业，按规定提取的医疗经费只能应付一般疾病的开支，若是遇到危急的大病、重病，不但无法保证职工的巨额医疗费用，而且还会危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许多企业陷入了维持简单再生产与保障职工医疗不能两全的境地。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农村的经营体制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农村合作医疗也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缺乏新制度的及时供给而逐渐走向解体。非国有或集体所有的产权形式，同时也改变了国家的运行模式，而外部潜在竞争者所形成的强大竞争压力，改变了国家实现其效用函数的环境和条件，国家效用函数中的成本收益对比发生变化，使国家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受到了约束，国家开始在医疗保险产权边界上逐步退让，由此，我国产权制度经历了从国家垄断产权安排到产权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也决定了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建国以后经历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型保险制度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险制度变迁。
总之，政府通过控制产权制度，牢固地控制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使其朝着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
作为整体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医疗保险制度安排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以致改革反过来受到了制约。诺思的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都表明，由国家界定的有效产权可以提高经济绩效，但这却无法解决人的深层次的思想问题。在我国，政府决定和主导了保险制度的变迁，政府对医疗保险的认识和理解，决定了保险在政府社会发展战略、效用目标函数中的位置和排序。在我国医疗保险的历程中，经历了一次认知的回归过程，那就是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再到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补充的过程，这样的变迁过程，也是政府乃至社会对社会医疗保险认知的变化过程。在计划经济下，天下为公的思想贯穿于整个社会体系当中，对于医疗保险，由国家提供成为理所应当的事。市场化改革以后，对市场的膜拜，建立起了一切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经济管理手段涵盖了几乎一切领域。对改革者来说，将局部有效的意识形态扩大到改革的困难领域，是短期成本最小的。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亲手培育的既得利益集团膨胀到影响社会安定(如药品市场腐败等)。诺斯指出，在发展新的意识形态以适应变化了的经验之前，必须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由于市场规则的误用，造成了国家制度合法性的损失，加大了公众遵从的成本，这引发了政府对医疗保险制度的思考和新的认知，诱发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变迁。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时间不长，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尽管我国在社会保险领域已颁布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和相关文件，但并不配套。1995年10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主要是针对商业保险而制定，对我国不断变化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指导意义并不大，目前关于社会医疗保险的法律规定主要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随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医疗保险立法的相对滞后使得社会医疗保险强制性偏弱，一些用人单位拒不参加法定社保，或长期拖欠保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之间社保制度缺乏衔接，商业保险由于缺乏对医疗服务定价和对医疗卫生资源有效利用实施监控的法定权利，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了解医疗服务各个环节的价格执行和被保险人健康和治疗的真实情况，起不到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这严重影响我国医疗保险管理工作向纵深发展，迫切需要从法律的高度加以规范。2008年底提请审议的《社会保险法(草案)》，是一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法律，其即将出台，对于完善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医疗保险的复杂性，从制度需求来看，我国仍需要一部统一的专门性的医疗保险法，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建立具有弹性和包容性的医疗保险制度，包括参保范围、医疗保险缴费、医疗费用结算和医疗费用报销的制度安排，保障各类职工、自雇人、自由职业者和居民都可以参保，实现参保范围最大化。
社会医疗保险，基本特征是其强制性、非营利性和国家的社会保护责任。建国初期，国家财政责任的分散，导致了不同企业和单位之间医疗负担畸轻畸重，市场化改革以后，特别是1998年以后，为了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政府矫正了我国医疗保险的筹资模式，让非营利性的公立医疗机构按市场机制运作。政府筹资模式的矫正过正使政府责任缺位，没有尽到社会保障责任，引发社会的不满。医疗服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来提供，但是，由于政府职能是有限的，当政府面临复杂和多元的环境，也存在不可治理性。加之，政府作为医疗保险制度的一方利益主体，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自身也存在着失灵。所以，在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府应做好“裁判员”的角色，在医疗保险筹资融资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避免出现建国初期国家大包大揽的局面，又要防止政府责任的缺位。目前，我国医疗保险筹资融资主要依靠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采取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虽然引入了企业和患者个人责任，但是，社会的参与面还过窄，基金增值渠道也比较单一，全国各地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统筹层次多是地市范围，参保人数有限，基金相对比较分散，抵御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难以充分体现社会保险性质和国家社会福利责任。因此，医疗保险制度的变迁，应拓展参与范围，鼓励社会资金的流入，一方面，通过税收的方式来增加医疗保险的筹资规模，调节个人或某些行业的过高收入，计入医疗基金账户。另一方面，通过对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减免营业税的形式，鼓励商业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提高商业保险公司自身素质，借助商业保险的资金，发挥其补充作用，做到与商业保险的融合。同时，在制度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引入国外资金，以提高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障水平。
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有限理性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过多的“道德风险”会使市场失灵，所以，亟需一种制度安排去让人们合法合理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规制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信息的失衡会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和医疗市场中各主体的交易成本，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此，加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可及性是医疗保险制度完善的必不可少的内容。而加强信息的透明度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加强各方的监督，目前，我国医疗保险的监督主要由行政管理部门、专职经济部门监督组成，社会监督薄弱。所以，鼓励社会参与监督，对于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具有重要作用。首先，要建立第三方审核制度，由于医疗知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普通民众对于医疗服务的监督是乏力的，因此，引入专家队伍，建立专家医疗咨询、评价和监督体系，保险部门通过委托专家对医疗服务的数量、制度以及医疗费用的支付进行监督，避免医生与患者合谋，来遏制诱导需求，以此完善对医疗服务信息的监督。总之，专家队伍的介入可以加强医疗保险机构对信息的掌控，改变医疗保险方的被动地位。对于对保险方的监督，应探索建立健全由政府机构、参保居民、社会团体、医药服务机构等多方代表参与的医疗保险社会监督组织，加强对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服务、运行的监督，在监督中发现不足，来促进制度创新。
中国整个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的转变过程，而意识形态的逐步转变也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意识形态的改造和引导，有助于促进人们发挥创造性能力，克服懒惰与机会主义倾向，会促进个人与他人达成一致，解决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难题，因此。我们应该借鉴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重视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使医、患、保险三方都具有良好的道德来约束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行为，降度的交易费用。另外，加强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宣传，使医疗保险这项惠民政策深入人心，真正得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推动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进程，使医疗医疗保险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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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哲报告所引述的相关数据显示，各家研究机构对于移动医疗的收入预测和前景预期不尽相同，但移动医疗市场规模总体上在不断扩大。ABI Research预计到2014年，全球范围内移动医疗收入将达到50亿美元；CSMG所预测的市场规模与之相近，约46亿美元，而Juniper Research的预测则相对保守，为19亿美元。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移动医疗健康市场的规模达到18.6亿元人民币，较2011年增长17.7%。
根据由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中心与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共同撰写的《中美移动医疗健康研究报告》数据，2017年全球移动医疗健康市场规模将达到230亿美元。而根据GSMA移动医疗健康发展预测模型预测，中国将以25亿美元的移动医疗健康收入占据亚太市场37%的份额。中国市场这一收入在全球市场中仅次于美国（59亿美元），排名第二。
在具体的增长领域中，远程监测设备是移动医疗健康中增长较快的部分。据GSMA和普华永道联合的报告显示，到2017年，中国医疗监测服务市场将达到12亿美元，其中超过90%的收入来自于慢性病管理。
该报告表示，视频会议作为另一个增长较快的领域，一方面能够帮助医务人员交流诊疗信息和经验，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欠发达地区的民众获得低成本和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此外，移动医疗健康应用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报告引述Cube Labs的研究发现称，到2015年将会有30%的智能手机用户能够使用移动医疗健康应用。而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尽管移动医疗健康应用的种类和数量众多，但中国仅有2.9%的用户安装有移动医疗健康应用。
清科集团董事长倪振东解读《中国医疗健康行业投融资报告》时也提到，移动医疗是目前投资业界最关心两大行业，移动互联网和医疗健康的交集。从趋势来看，移动医疗将成为未来三五年的投资新方向，倪振东表示，“移动医疗的发展潜力巨大。”
IDG资本合伙人余征坤用“近期小机会，长期大机会”来总结中国移动医疗行业的投资机会。
按余征坤的分类，移动医疗产品包括偏治疗型与偏娱乐型两类。就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管理等治疗型产品而言，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在美国，以治疗为主的疾病管理产品模式已经成熟，例如德康医疗的手机应用已经获得了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的许可，同时有保险公司允许报销相关费用。尽管德康医疗目前不盈利，但收入增长非常迅速。”
余征坤认为，相关模式在美国已经较为成熟，但中国保险政策与美国存在巨大差异，所以无论是中国的社会保险还是商业保险，都暂时无法将慢性病的手机管理应用列入保险范围。
“短期没有看到成熟盈利模式的机会。”余征坤表示，从商业模式上来讲，由于政策限制，“短期做移动医疗就是烧钱，投资者必须要非常有耐性，不是说投完2-3年就能赚钱退出。”余征坤以电子血压计供应商A股上市公司九安医疗举例：“从财报来看，近期投入非常大而其价值体现在远期。”九安医疗接受有IDG资本投资，其主要生产可连接智能手机的iHealth电子血压计，余征坤将其称为“A股上市公司中最正宗的移动医疗标的之一。”
不仅治疗型产品如此，娱乐型产品同样面临“烧钱”的状况：脂肪测量仪等“偏娱乐型产品的投入非常大，短期看不到收益。”
但余征坤同时也表示，移动医疗行业长期有大机会。从趋势来看，医疗与互联网，特别是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机会巨大。“由于二者在天然属性上比较接近，因此较为容易切入。大家都有对健康管理的需求，无论是对针对老人、小孩，还是患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的病人，实时的监控和预警对于其疾病的控制有非常大的作用。”
在美国，保险公司为何愿意报销治疗型产品的费用？余征坤表示，这是“因为如果被保险人因为慢性病管理不当而造成身体损害后，保险公司的花费会更大，所以其宁愿从前端进行管理。”余征坤看好保险公司这一趋势在中国的发展，但“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
对于移动医疗的发展方向，余征坤表示，移动医疗第一个发展方向是数据的精确化。“用户可以使用很炫的设备或应用来测量人体的各种指标数据，但目前这些测量的数据比较粗糙，可能会丢失很多信息，对于医生来说没有太大的临床价值。”
在余征坤看来，“移动医疗的第二个发展方向是社交化：新鲜劲过了之后，也要有粘性，将用户留住，并且通过这些用户创造商业价值。”娱乐型产品的使用者可以将这类硬件或软件收集的数据上传至网络，与家人、朋友及同好分享，这是社交化最常见的体现方式。
余征坤认可移动医疗产品的大数据发展方向，但对于其具体的盈利空间表态审慎：第一，若进行精准营销，存在用户是否愿意将私人数据进行分享的问题，未取得用户同意分享私人数据存在一定的法律争议，而匿名化的集合性数据又无法实现广告的精准投放，“对于有营销需求的制药企业和医疗机构来说，其价值要大打折扣”；第二，尽管大数据是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但“指望通过大数据挣钱，目前来看不容易”，这需要数据足够精准，数据量足够大，尽管医生和制药厂家希望拿到这些数据，但用户接受度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景林资产董事芮伟认为，中国健康服务业未来的发展规模可观，具体可用“智慧健康”来概括这一发展迅速的行业。“‘健康’是一个较‘医疗’更为宽泛的消费概念，而‘智慧’则孕育了从管理到决策的多层次内涵。”芮伟认为，医疗服务领域门槛较高，而信息技术领域创新性强、成长性好，在这二者的交叉环节中，一定会产生足够规模的金矿。
对于立足移动医疗行业的公司，芮伟强调，企业家需要特别注意消费闭环陷阱、信息挖掘不足及线上线下割裂等三个问题。
第一，“消费闭环的陷阱”半岛BOB。芮伟表示，创业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在于，谁有权做出消费决策并最后买单。“当决策权位于非强势利益集团手里时，创业者需要拼的是规模。当决策权位于强势的利益集团手里时，创业者需要拼的是资源。而规模和资源都不是技术范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
第二，“有信息没数据，有数据没挖掘”。在芮伟看来，尽管移动医疗领域的创业者不由自主都会讲“数据的故事”，“但事实上，从信息到数据，从数据到挖掘并形成规律和有消费决策力的结果之间存在很深的鸿沟。中国的鸿沟主要体现在数据的相互不兼容上，在信息基础和标准化严重不健全的国家，这一点尤其明显。”
第三，“需要明确消费链条是在线上结束还是在线下结束”。芮伟建议企业家“需要将线上和线下紧密地结合起来，避免将其人为割裂，做移动医疗的轻资产公司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芮伟强调，企业家对以上三点处理不当，则“很难形成营销或投资上的闭环，很容易造成项目的无果而终。”对此，芮伟重点建议企业家在创业中关注愿意为产品或服务买单的人：“第一，时刻想着谁会买单；第二，时刻想着他为什么买单；第三，时刻想着除他之外，还有谁会买单。”
对于移动医疗这个医疗与信息交叉行业的投资，芮伟表示，景林资产将着重考察创业团队对“消费闭环”的认知、对金融资源的整合、对医患关系和患者关系的理解以及团队交叉人才的储备。
创业团队对产品“消费闭环”的认知是景林资产着重考察的内容。“创业者必须要知道，其记录的与健康有关的信息或数据最终是如何促进消费行为完成的，而不能仅仅是为了解决技术问题或者改进用户体验。”芮伟强调，创业团队需要以信息及数据的积累为基础，把握用户的消费行为，促进交易完成：“当监测数据显示用户身体需要进行干预，例如需要吃药、需要找医生诊疗时，供求双方完成定价，消费行为就显现出来了。”
投资团队要考虑的第二个因素，是创业团队对于交叉人才的储备和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芮伟认为，创业团队的短板“不在于找不到IT精英或医疗行业的大拿，而是找不到一个能够进行跨界翻译、对接、转换并最终进行高效实现的人才。”
投资团队看重的第三个因素，是创业团队对于在价值链条中金融和支付两个环节的把握和资源整合能力。医药类的产品和服务“很大程度上并非由个人买单，第三方买单必然涉及到金融和支付工具的使用。”芮伟表示，医疗行业未来还会涉及到租赁和信贷工具的使用，“现在很多企业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创业者需要在这方面有所储备。”
第四个因素是创业团队对医患关系和患者关系的理解。在芮伟看来，尽管目前在中国，病人与某个医生之间无法结成长期的医患关系，“缺乏‘我的医生’和‘我的病人’这样的概念。”但长期而言，“健康问题的解决重点在于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医生和病人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默契的关系。”而对创业团队来说，能否“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这个关系的积累和挖掘，决定了整个公司的价值。”
景林资产将医药板块视为重要战略性板块，芮伟表示，“从2013年年中到现在，景林资产开展了多项医药与信息化交叉项目的调研。”
针对医疗领域，国内保险公司动作频繁，平安创新投资基金总经理张江表示，平安也不例外。“平安引入具有互联网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在定位上，平安将增强健康险的健康管理属性。同时在投资方面，医疗健康包括数字医疗也是平安创投的重点投资方向之一。”
在发达国家的路径中，医疗保险公司多是从医疗网络的建设开始起步，同时从事医疗和健康管理工作。张江认为，“保险天然与医疗相结合。保险作为支付方在欧美是医疗健康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甚至能够影响药品和服务定价。”而针对移动医疗行业，张江表示，“从欧洲和美国的趋势来看，保险公司出于降低费用和提高服务水平的目的，与移动医疗和健康有深度结合，是其商业模式闭环上的合作伙伴。”但考虑到国情――“医疗服务在中国具有垄断地位。”而移动医疗在中国也刚刚开始发展萌芽――“在中国，目前最大的支付方是医保，而并非商业保险公司，因此国内外格局差别很大。”
根据国外的经验，移动医疗的商业模式中多由保险公司买单，而“中国大部分移动医疗公司会去找制药企业将流量变现，目前保险公司的参与力度较小。”但张江也强调，移动医疗产业生态所涉及的领域众多，“很难有一家公司能够全部‘吃’下来。”投资和商业模式合作是平安发力移动医疗行业的重要切入点。
保险公司为何要与移动医疗公司合作，参与到这场创业浪潮中？张江认为，保险公司本身有着强大的动力：第一，保险公司需要获取客户，尤其是线上客户的获取是自有线下网络的重要补充，移动医疗的领先公司能够为医疗保险公司提供助力。第二，保险公司需要为客户提供更好的医疗健康管理服务，但对保险公司而言，一方面健康管理专业性较强，细分领域多，资源分散，另一方面时间上与现有资源整合更为高效，因此与移动医疗开展合作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第三，通过健康管理，降低客户的医疗费用发生。
对于感兴趣投资的创业公司产品形态，张江表示，移动医疗行业刚刚起步，很难说某一特定产品形态的创业时期就已经过去。在张江看来，应用和硬件这两个移动医疗的产品形态各具优势，“应用的获客成本相对低，扩散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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