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BOB医药健康产业具有规模大、壁垒高、需求强的特点，一直是国内VC/PE机构投资布局的重点赛道。同时，医药健康行业发展与政策强相关，近年来，国家层面密集出台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支持政策，顶层设计正不断完善。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就提出目标，到2030年，我国的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16万亿元。在“十四五”规划中，医药健康行业是我国未来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各级政府、各政府部门密集发布产业政策，引导行业发展。
例如在具体产业政策方面，2021年12月28日印发的《“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医疗装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主流医疗装备基本实现有效供给，高端医疗装备产品性能和质量水平明显提升，初步形成对公共卫生和医药健康需求的全面支撑能力。
2022年5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这也是我国生物经济领域的首个顶层设计，提出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质替代、生物安全四大重点领域。
2022年底以来，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续优化，利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全面复苏。对医疗器械、核心业务非新冠IVD企业、药企、以及各类医疗服务企业来说，业务开展快速回复正常。而对新冠检测产业链相关企业来说，业绩带来一定压力，需要提前筹划和布局新的业绩支持管线。
从监管政策层面来看半岛BOB，2023年年中以来医疗合规要求趋严带来行业震荡。短期来说，对创新医疗器械、创新药产品的临床研究进度和产品商业化推广进程带来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医疗合规的要求让医药健康市场变得更有效率、有质量，利于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2018年开始，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不断调整，调整周期不断加快。浩悦研究提供的数据显示，5年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将超过600个药品新增进入医保目录，大量新靶点药物被纳入目录范围，累计调出约400疗效不确切、易滥用及临床被淘汰的药品，“腾笼换鸟”实现目录药品的提质升级。药品价格随之降低，使得患者负担明显减轻、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显著提高，进一步引导临床合理用药，更好地把医保钱用在刀刃上。
由于人口老龄化、居民健康消费意识提升、行业政策红利释放等因素，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重视。《2023H1生物医药产业投融资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等在内，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将医药制造、生物产业等列为优势产业或优先发展产业。在全国399个国家级产业园区中，超过200个将生物医药列为园区重点发展方向。
在产业集群中，张江高科技园区、中关村科技园、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等运营多年的园区，已形成较充足的产业生态吸引力。从2022年到2023年间，多地医药健康相关产业园开工或揭牌。
比如2022年7月，大湾区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园开工。园区集检测、试验、研发、生产功能于一体，为医疗 器械与生物医药企业高标准打造“超级工厂”。2023年4月，青岛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园揭牌。园区分为医药器械片区和康复医疗片区，重点发展生 物创新药和罕见病药物、体外诊断和先进治疗设备以及康复医疗。
除了建设产业园区，产业生态的形成还需要引入人才、企业和资本的力量。21世纪创投研究院统计发现，多地纷纷设立引导基金，希望通过基金的投资导向作用推动医药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
比如在今年9月，华盖资本医疗成长四期基金完成首关募集，首关签约规模15亿，预计最终规模不低于30亿元，该基金注册地为杭州临平区。
据了解，杭州对医药产业的支持力度正逐步加大。近5年内，杭州在医药产业实现了主要政策的“三级跳”，产业支持力度层层升级。今年上半年，杭州更是宣布打造总规模超3000亿元的“3+N”杭州基金集群，将“生命健康”作为重点覆盖产业之一。
越来越多前沿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也为医药健康产业升级发展带来助力。比如在制药、健康管理等方面，会用到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技术，以此提升治疗的效率和效果。同时，细胞技术、基因编辑的技术、核酸技术、靶向蛋白降解技术等的不断突破，为疾病治疗带来更加优化和低成本的方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随着ChatGPT的火爆出圈，各行各业愈加关注AI在垂直领域落地应用的进一步深入。21世纪创投研究院在调研访谈中发现，多位创投人士认为，ChatGPT在其它行业掀起的冲击波，可能比在医疗行业要大得多。
这背后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大语言模型存在幻觉问题，简单来说即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人们对大模型幻觉的容忍度相对较高。但在崇尚严谨的医疗领域，这是致命的弱点。第二，在国内，医疗数据存在孤岛现象，院内医疗数据难以打通。这种情况下，大模型所能学习的语料数据是有限的。
与此同时，大模型与医疗领域结合的创新机会在于，首先，在医药电商、互联网医疗和医疗服务等场景中，大模型能够帮助流畅地跟患者沟通基本信息，并进行一般医学知识的普及。这意味着，大模型存在终端应用价值，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沟通成本、提升效率。第二，大模型将带来医疗IT变革，让企业的开发及数据整合成本大幅下降。
华盖资本首席投资官王珣认为，AI+医疗赛道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商业潜力，核心投资逻辑还是考察公司是否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实现商业模式的闭环。团队对于AI大模型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医疗行业还是相对偏保守的，要让医生用上AI+的新产品和技术所需的周期比其它领域要长得多，但医生确实存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巨大需求。
在医药健康产业的投资谈判桌上，国资机构的身影已经越来越常见。多家一线机构的高管对此深有体会，并指出，尤其是国投系、上药系、人寿系等国资股权投资机构的出手让人印象深刻。
一番梳理后不难发现，国资新势力的优势在于，首先，国资机构在管理政府引导基金时，投资了很多子基金，子基金大量筛选尽调之后投项目，形成了质量很高的项目库。国资机构在此基础上再做筛选和直投，提高了投资的成功率。
第二，当前的环境下，市场化投资机构面临募资难题，国有资本已经成为出资的主力军。国资机构设立直投基金时，在募资时有比较明显的资金优势。同时，对上海生物医药基金这种性质的国资基金来说，还有相应的产业资源优势，投资竞争力也相对突出。
但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国有投资平台都有招商引资、产业引导的目标，投资时会偏重跟当地重点新兴产业相关的项目。同时，大部分项目获得注资的前提是，迁总部或者设工厂、设研究中心等，会有这方面的限制因素。
第二，很多医药健康领域的早期项目是处于亏损状态，融资是为了做临床研究。而国有资本通常更追求稳健，风险承受能力没有那么高，早期投资很难形成竞争力。当项目进入产品销售阶段后，它投资的确定性会更高，但可能对资本的需求就没有那么大了。此时国有资本想投进去，可能需要接受较高的估值，这是国有资本做投资时所需面临的挑战。
整体来看，国家队力量的涌入，有利于把医疗健康行业做大做强。同时，他们寻求稳健的风格让其以中晚期投资为主，与早期投资机构间，可以形成相互合作的关系。
除了国资新势力全面起势，产业资本的风头亦是越来越盛。参照CVSource投中数据、浩悦研究等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在统计区间内，华大共赢半岛BOB、泰格医药、金域医学、康哲药业等是在医药健康领域出手频率较高的CVC机构。比如华大共赢出手投资了唯可生物、英术生命、宜明细胞等项目半岛BOB，康哲药业投资了安医生命科技、泰诺麦博等项目。
产业资本CVC的大举进军，源于产业资源带来的独特投资优势。华大共赢总经理、创始合伙人刘宇认为，首先，在自身产业辐射的范围内，产业资本对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创新技术产业化的方向等，会有更专业、精准度更高的研究判断。
第二，CVC能够提供产业的场景和机会，帮助创业公司低成本试错和快速成长。在投融资寒冬的大环境中，资本的容忍度在降低，创业公司的试错机会在减少。一些新技术、新产品需要多次试错才能找到相应的应用场景，但可能在找到正确的场景前，资金和资源已经消耗殆尽了。
站在产业资本的角度，可以相对低成本地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应用场景，让公司去试用、磨合。甚至华大的产品研发人员会提供改进半岛BOB、提升的建议，让创业公司的产品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华大等产业方的需求。这相当于是一种联合研发，能够帮助创业公司快速成长、减少犯错机会。
约印医疗基金合伙人熊水柔认为，CVC与市场化VC的发展方向其实是殊途同归。两者如果想强化自身的竞争力，最终都将走向产融结合的方向。
对CVC来说，发展初级阶段可能是产业公司的战略投资部，主要通过投资为公司的产业布局进行服务。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CVC升级为以产业为基础的开放生态平台，将是未来更大的发展方向；对市场化VC来说，发展的初级阶段是追寻不同赛道的热点去寻找投资机会。随着市场的洗牌、机构的进化，市场化VC也需要往产业里扎地更深。
同时也有投资人认为，在产业公司内部做CVC也面临一定的难题。一是激励机制问题。CVC追求协同效应和财务回报，而在产业公司内部做投资通常是没有carry的，这意味着CVC很难留住最优秀的人才。
第二，投资决策机制问题。许多医疗健康企业的创始人是实业起家，并不擅长做投资，而且创始人更多的时间精力还是放在公司主业上。如果在公司内部做CVC，最终投资决策还是要创始人拍板，这可能会导致CVC的专业性和效率并不够高。
CVC与市场化投资机构合作建立基金，或是更主流的趋势，也会让基金有更加市场化的激励和决策机制。比如在今年5月，迈瑞医疗出资12亿元，成为“并购女王”刘晓丹所创办的晨壹投资的LP。此前在2021年3月，阿斯利康与中金资本正式宣布，双方联合打造的首支全球医疗产业基金“阿斯利康中金医疗创投基金”已完成I期融资。该基金融资超过22亿人民币，参与方包括鱼跃医疗、泰格医药等知名产业投资方。
前两年半岛BOB，港股18A和A股科创板第五条的政策，极大激活了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企业的IPO路径。一些处于临床二期、三期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项目，在没有营收和利润的情况下仍然可以IPO，缩短公司从创立到走向资本市场的时间。
但今年，IPO退出环境正迎来变化。2023年8月，证监会接连发布“优化IPO、再融资监管安排”“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等重磅政策，利于激活二级市场交易活跃度，以及一级市场的长期发展。
但短期来看，对IPO节奏的把控将影响VC/PE所投项目在A股的退出节奏。IPO退出仍是VC/PE退出的最重要途径，清科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3480笔退出案例，其中被投企业IPO退出案例数量1996笔，占比近六成。
在上市地的选择方面，A股是最为重要的退出市场。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2023上半年，共计222家中国企业在A股、港股以及美股IPO。在A股市场，2023上半年，共计173家中国企业在沪深和北交所三市IPO，占比接近八成。
而在港股市场，也存在流动性和估值偏低的问题。当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企业上市退出的不确定性变高，投资机构对早期创新项目的投资会更加谨慎，更加关注项目的估值、现金流、商业化成熟度等方面。
与此同时，并购退出数量正逐渐增多。21世纪创投研究院在调研访谈中发现，对产业资本CVC来说，投资初期即会考虑未来借助自身产业资源对被投项目进行并购，这样既能实现项目的退出，又能够完善自身产业链。而对VC/PE机构来说，在项目退出时考量并购整合的可能性也正在成为必修课。
但多位一线创投机构高管认为，国内并购生态的建设还面临短板，把并购做成仍存在较大挑战。并购退出的不可预测性太大，买方是谁、它有什么动力去做这笔并购、如何实现交易的溢价？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同时，从业者对并购市场、并购文化的接纳度需要进一步提升，创始人的想法需要有所改变，投资人的投资回报预期也需要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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